1954年夏天，瑞士日内瓦，周恩来与卓别林在一次私人宴席上相见。一个是代表新中国出席国际会议的国务院总理，一个是被美国政治环境排斥、暂居瑞士的世界电影艺术家。两人的相逢，并不是一场普通的名人聚会。
日内瓦会议从1954年4月26日持续到7月21日，主要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这是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重要国际会议，周恩来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。
那时的中国，刚刚结束长期战争，国际上仍有不少误解和戒备。周恩来要处理的，不只是谈判桌上的分歧，也包括如何让外国政界、文化界和普通民众真正认识新中国。
卓别林恰好是一个特殊人物。
他出生于1889年的英国伦敦，家庭并不富裕，父母都是舞台演员。父亲早逝，母亲又长期患病，年幼的卓别林很早就登台谋生。贫困、饥饿和底层生活，使他后来塑造的小人物形象格外真实。
那根手杖、圆礼帽、肥大的裤子和略显滑稽的步伐，看起来让人发笑，背后却常常藏着失业、贫困和尊严受损。卓别林的高明之处，就在于他从不把穷人的苦难简单拍成眼泪，而是用笑声把现实的刺痛送到观众面前。
1914年，卓别林开始在美国电影界崭露头角。此后，《淘金记》《城市之光》《摩登时代》等作品相继问世。他不满足于只做演员，还参与编剧、导演、制片和配乐，逐渐成为拥有完整创作权的电影人。
元股证券:ygzq.hk1936年的《摩登时代》，把流水线上的工人拍成被机器追赶的人。1939年拍摄、1940年上映的《大独裁者》，则直接讽刺了希特勒及其法西斯统治。这部影片是卓别林第一部有声电影，他在片中既扮演犹太理发师，也扮演独裁者，借喜剧形式发出反战声音。
有意思的是，卓别林并没有因为名气巨大就避开现实。相反，他越是成名，作品中的批判意味越明显。美国方面后来长期调查他的政治倾向，1952年他前往欧洲后，美国当局取消了他的再次入境许可。卓别林由此定居瑞士，晚年主要生活在沃韦附近的科西耶。
周恩来得知卓别林也在瑞士后，邀请他赴宴。卓别林接到消息时颇感意外。一个在美国受到排斥的电影人，竟然收到新中国总理的正式邀请，这份礼遇本身就带有鲜明的外交意味。
宴会当天，周恩来没有把卓别林当作一个被时代冷落的旧明星，而是亲自接待，与他谈电影，也谈中国。周恩来熟悉卓别林的作品，提到《城市之光》时，肯定了影片“用喜剧表现形式，承载悲剧内核”的艺术特点。
卓别林也谈起自己对中国的印象。他曾于1936年访问过中国香港，并对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事业抱有同情。周恩来则向他介绍中国革命走过的道路，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环境中的坚持。
实盘股票配资谈话并不拘谨。
周恩来说：“欢迎你将来访问中国。”
卓别林回答：“我很愿意看看中国，也愿意了解中国电影。”
席间准备了中国菜，其中有北京烤鸭、酥饼等。卓别林想到家中的孩子，提起还有一个孩子没有同行。周恩来听见后，当即让工作人员准备一份饭菜，方便他带回去。
这件小事很能体现周恩来的待人方式。外交场合讲究分寸，但真正让人感到亲切的，往往不是宏大的话语，而是对一个孩子有没有吃到饭这样的细节。
气氛热烈时，卓别林还表演了自己擅长的滑稽舞步。没有布景，没有配乐，他依旧能够凭借身体节奏和面部表情逗得满堂发笑。电影里的流浪汉走下银幕后，仍然是那个熟悉的卓别林，只是面对的观众变成了中国代表团成员。
桌上摆着中国名酒茅台。卓别林品尝后颇感兴趣，指着酒瓶问道：“能送我一瓶吗？”
周恩来爽快答应。卓别林没有把茅台当成外交礼物来客套，而是像普通客人一样，遇到喜欢的东西便直接询问。这份直率，反倒让宴席显得更加轻松。
这场会面没有写进正式谈判议程，却留下了很有分量的文化交流意味。周恩来借此向卓别林表达新中国对进步艺术家的尊重，卓别林也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这份友好。
1977年12月25日，卓别林在瑞士科西耶的家中去世，享年88岁。那瓶茅台留下的，不只是酒本身，也记录了1954年日内瓦的一次相逢：在国际政治风云之外，两个来自不同国家、不同领域的人，因为对艺术、和平与普通人命运的关注，坐到了一张饭桌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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